散煤治理进入“深水区”，技术合理经济可行的方案如何选择？

“农村散煤治理是无悔的选择。”这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杨旭东在公开场合谈及农村地区能源转型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杨旭东长期致力于建筑能源及室内环境控制研究，是该领域国际知名学者。之所以关注农村地区的能源转型，他说，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农村地区面貌焕然一新，但烧煤这件事几十年没变。为什么会这样？

他曾躺在农村的炕头上思考：“一是很多老百姓还没有意识到燃烧散煤产生的负面问题，甚至习惯了每天烟熏火燎，二是不知道除了烧煤，还有什么方式可以更清洁地取暖做饭，没人告诉他该怎么改变。”

近日，杨旭东就农村地区散煤治理问题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他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农村地区的散煤销量非常平稳，少有波动。2017年以大气污染治理为目标，国家开展的北方地区清洁取暖行动是中国散煤治理的转折点，从淘汰工业窑炉使用的散煤，到对居民使用的散煤进行替代，我国的散煤使用量骤然下降，同时，我国空气质量的改善状况有目共睹。

时至今日，我国散煤治理进入第八个年头，进入了“深水区”： 南方地区民用散煤替代尚未系统性开展，北方地区存量散煤治理难度进一步加大，同时，由于此前农村清洁取暖技术路径缺乏统一科学的专业指导，此前已做过散煤替代改造的农村地区也出现了“改而不用”“资产闲置”等问题。

我国的散煤治理是否还要继续推进？农村地区散煤替代的技术路线该如何选择？经济性问题该如何解决？针对这些问题，杨旭东提出了他的看法。

清洁取暖推动散煤销量首次出现“拐点”

2013年国务院发布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大气十条”）并没有将散煤治理纳入其中，但随着“大气十条”的推进，散煤问题引起了关注。

2016年中国工程院在发布的“大气十条”中期评估报告中三处提及散煤问题，这份报告的主要对策建议部分提出，以北京市为战略重点，优先启动南四区民用散煤清洁能源替代工程；增加对京津冀地区天然气供应额度，采用煤改气、煤改电等方式对北京周边传输通道地区的工业用煤和散煤进行替代；改进终端能源消费结构，推广使用天然气，将天然气用于替代工业、供暖用煤特别是散煤。

2017年12月，河北高碑店，已经拆下的煤炉还没来得及卖掉，这些煤炉在“禁煤区”成为历史。澎湃新闻记者 刁凡超 资料图

彼时，为确保完成《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确定的2017年各项目标任务，原环境保护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和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山东省、河南省政府印发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专门针对冬季散煤燃烧问题提出全面推进冬季清洁取暖。方案提出了“禁煤区”散煤彻底“清零”，严格防止散煤复烧，加强煤质监督管理等一揽子的散煤治理措施。

至此，散煤治理行动拉开大幕。

“散煤在煤炭消费中的占比并不大，但因为散煤是低空排放，也没有进行任何的末端处理，每吨散煤产生的污染物是大型工业锅炉的数十倍，所以它对大气污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杨旭东说，2017年开始的清洁取暖行动，从京津冀周边“2+26”城市试点开始，推广到华北、东北、西北，这期间可以直观地看到空气质量改善的变化。

官方数据也证实了这些变化：2020年5月生态环境部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经过评估，煤改气、煤改电等散煤治理措施对PM2.5下降的贡献率达到1/3 以上，环境效益明显。

以大气治理为目标的散煤治理行动，首次推动我国散煤销量出现下降的“拐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建筑节能年度发展研究报告2024》显示，2022年，全国农村民用散煤消费量为0.95亿吨，较2019年的1.74亿吨，下降了45.4%。

“当时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府部门都已基本达成共识，即燃烧散煤形成一定的量之后，对大气污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而且它的影响不光是外部空气环境，对室内环境的影响也非常大，比如妇女、儿童吸入大量散煤燃烧释放出来的污染物会影响身体健康。”杨旭东说，虽然民用散煤仅占中国煤炭总消耗量的2.9%，但对室内PM2.5浓度的贡献高达73% 。

早在京津冀散煤治理时，由于技术路径的选择没有做很好的优化分析，一些区域在散煤替代时选择了一些不太合理的方案，比如设备出资过高老百姓支付不起，依靠政府大量的补贴；还有些系统设备运行费用过高，很多地方老百姓承受不了，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散煤复烧的情况。

进入“深水区”，经济性是散煤治理需要考虑的最主要因素

如今中国散煤治理迈入第八个年头，北方地区民用散煤消费量仍有5980万吨（2022年数据），南方地区民用散煤替代尚未系统性开展。

2025年3月31日，山西吕梁临县一户村民家门口堆放着散煤 澎湃新闻记者 刁凡超 摄

在杨旭东看来，北方地区散煤尚未治理的地区存在难啃的“硬骨头”：这些区域农户的房屋居住密度更低，特别是在山区，房子非常分散，与近郊平原相对集中相比，集中供热、“气代煤”等方案成本太高，都不能用；通常这些房屋的保温效果较差，如果改成清洁能源，用能成本就会上升，这些房屋必须先做节能改造；这些地方的能源基础设施也不够完善，比如配电只能满足一些基础负荷的照明和家电，如果未来采用电取暖，电网扩容投入将会加大；另外，这些地区的经济水平相比平原地区要低一些，老百姓对用能成本更加敏感，综合这些因素，使得散煤治理的难度变得非常大。

“经济性是散煤治理考虑的最主要因素，”杨旭东认为，继续推进农村地区清洁取暖行动要采取“四一”模式：第一个“一”是指每户居民的房屋节能改造费用和用能设备改造费用不能高于1万元；第二个“一”是指设备运行费，按照以前烧散煤时的花费，每年1000元左右是老百姓能承受的；第三个“一”是指替换的用能设备要非常容易使用，可以“一键式”操作。因为散煤治理大多聚焦在农村，农村老年人口比例高，对他们而言，城市里的一些技术是不适用的，需要专业人士来维护运行，所以散煤替代设备必须简单；第四个“一”是要做好规划，由一个总体规划引领，再根据大家的意愿去做合理的路径选择。

此前，杨旭东团队已在河南鹤壁、山东济南商河、山西临汾等地按照“四个一”模式做过试点，他认为，只要前期论证清楚，采用合理的技术路径，完全可以把这“四个一”做到位。

“未来要实现这些区域的散煤治理，第一个技术就是针对房子的实际使用情况，进行经济型的节能保温改造，改造后能耗能够减少大概30%。如果农户的配电能够达到一定的容量，即五千瓦以上的供电容量，最适应的技术就是空气源热泵，能够根据用户实际需求很快达到室温要求，并且运行能耗完全可以承受。对于配电容量尚无法达到的地区，也可以考虑采用生物质清洁燃料和专用清洁取暖炉作为过渡性替代。”杨旭东强调，散煤替代是个无悔的选择，早晚得做，早做肯定比晚做要好。

他认为，“双碳”目标的推进会加速我国的散煤替代进程，因为农村有自己的产能能力，比如农村的屋顶光伏，农户可以自己发电，用自己屋顶发的电来解决做饭和取暖等生活用能问题。

4月12日，国网巴东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在土店子村维护分布式柔性储能增容设备（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 图

农村地区如何从能源消费者转为能源供给者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强农村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随着新能源的发展，组件成本和发电成本更低，一些农户开始自己投资组建分布式新能源。

但农村地区新能源替代散煤最大的困难是发电上网的难题。杨旭东认为，农村地区的新能源发电应优先就地消纳，让老百姓优先使用自己发的电，剩下的再卖给电网。在这种逻辑下，农村分布式新能源的发展变成了农户改善用能结构并且实现经济创收的手段，这样有利于推动散煤替代和新能源的发展。

此外，有人误以为农村地区的能源替代技术是简单化的，甚至可以把城市淘汰的设备搬到农村，但杨旭东认为，事实恰恰相反，在农村能用的技术恰恰要求更高，因为与城市相比，农村地区的技术设备要求经济性更高，安全稳定性更强，农户才能用。以低环境温度空气源热泵热风机为例，该设备原来仅在长江流域或不太寒冷的北方地区作为冬季辅助取暖设施使用，若将其在北方寒冷甚至严寒气候区作为冬季唯一的取暖热源，需要克服超低环境温度下制热能力衰减、供热能力不稳定、取暖舒适性差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将其改进成能在全国各个气候区老百姓家里安全稳定使用的取暖设备，技术更新研发和产业化整整花费了10年时间。所以农村地区能用的技术并不是简单的技术，而是更难的技术，需要更大的投入去做。

“过去烧散煤是因为没有选择，现在选择多了，再让烧煤存在下去是没有任何道理的，”杨旭东说，“当前应该进一步加强农村地区非常丰富的可再生能源替代技术的研究和实践，这方面现在做得还不够。”